1936年11月23日，國民黨政府非法逮捕了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七名領導人，罪名是所謂“危害民國”。事件震動了國內外，全國各界人士紛紛向國民黨當局提出抗議，掀起了聲勢浩大的營救運動，史稱“七君子事件”。

一份發行于1936年11月30日的《救國時報》，現珍藏在江蘇省檔案館，上面記載了逮捕行動的相關內容。“十一月二十三日晚，公共租界巡捕在法租界內，捕去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領袖章乃器等七人。中央社謂章等七人，均將被控以有反對南京政府陰謀之罪。”

文中所說的七人是沈鈞儒、王造時、李公樸、沙千里、章乃器、鄒韜奮和史良。

日本侵略者在侵占東北后，加緊了對華北的爭奪。在關系到民族存亡的嚴重形勢下，中共中央于1935年8月1日發表《為抗日救國告全國同胞書》，提出了停止內戰、全國一致抗日的主張。

在中國共產黨的號召和領導下，北平學生發動了一二·九愛國運動，全國掀起了抗日救亡運動的新高潮。1935年12月，中央政治局在陜北瓦窯堡召開擴大會議，明確提出黨的基本策略任務是建立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。會后，黨采取切實措施，推進日益高漲的抗日救亡運動。

1936年上半年，黨中央和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先后派馮雪峰、潘漢年到上海，與那里的黨組織重新建立聯系，積極開展統一戰線工作。1936年5月，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發起成立，要求國民黨停止內戰，釋放政治犯，并與中共談判，建立統一的抗日政權。沈鈞儒等七人就是救國會的主要負責人。

七人被捕后被押解到蘇州，沈鈞儒等6人被關進蘇州吳縣橫街的看守所，史良被押在司前街看守所女監。“七君子”在獄中，為了堅持抗日救國的神圣事業，進行了不屈不撓的斗爭。

在沈謙芳所寫的《鄒韜奮傳》中這樣描述：“沈鈞儒一到看守所就公開宣言，六個人就是一個人，他們決心團結一致，患難與共。”

鄒韜奮在《經歷》一書中寫道：“假使來了不測之禍，把我們這幾個人綁出去槍斃，我們應該怎樣？我們的一致回答是，應該一致地從容就義。我們一致主張，出去的時候，應該高唱《義勇軍進行曲》；臨刑時，我們應該一致大呼：打倒日本帝國主義，民族解放萬歲。”

七人被抓，激起了全國各界人士的震驚和憤慨，人們開展了聲勢浩大的營救活動。宋慶齡、張學良，國際友人羅素、杜威等，紛紛要求無條件釋放沈鈞儒等人。

西安事變和平解決以后，停止內戰、團結抗日的局面開始出現，人們都以為“七君子”必然能無罪釋放。然而1937年4月3日，國民黨反動政府竟然以《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》羅織十款罪狀，宣布對7人正式提起公訴。

江蘇省檔案館還保存著當年的起訴書，其中寫道：幾人“刊行救亡情報，對中央施政方針多所抨擊，用以削弱民眾對政府之信仰”“勾結共產黨徒，組織非法團體，煽動罷工罷課，擾亂地方秩序”……前前后后共羅列十大罪狀。面對莫須有的指控，李公樸在《獄中日記》里表示：“救國無罪”。

江蘇省檔案館工作人員 朱萬悅：

起訴書顛倒是非，混淆黑白。其中第一條，指控救國會宣言違背國民黨中央制定的政策，但是遍查宣言，毫無依據。第九條說他們勾結軍人，釀成西安事變，這更是無中生有。西安事變發生在七人被捕之后，牢獄中的人怎么能夠組織煽動呢？

1937年6月11日和25日，國民黨司法當局在蘇州兩次開庭對“七君子”進行審訊。“七君子”在法庭上大義凜然，據理駁斥司法當局的誣控。

在法院提起公訴和審判期間，中國共產黨和各界人士開展了更加廣泛的營救運動。4月12日，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發表宣言，對愛國有罪的起訴表示堅決反對，要求國民黨徹底放棄過去的錯誤政策，立即釋放愛國領袖及全體政治愛國犯，徹底修改《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》。

6月26日，檢察官在庭上公然要求對七位領袖處以死刑，在全國掀起空前憤怒。上海、平津等地紛紛發起運動。7月5日，宋慶齡帶著十多位著名愛國人士親自前往蘇州監獄要人。

李公樸之女 張國南：

他們采取的辦法也很絕妙，搬著行李，直接就到了江蘇高等法院，說他們“七君子”有罪，我們同罪，我們現在要也進你們監獄；他們“七君子”無罪，那就應該給他們自由。

七七事變爆發后，國內外形勢劇變，全國一致抗戰的局面初步形成。南京政府終于在1937年7月31日下午，釋放了“七君子”。

出獄那天，各界愛國人士、新聞記者紛紛趕來表示祝賀。面對大家，鄒韜奮激動地說：“謝謝一直以來不斷在幫著我們的同志們。坐牢253天，我們只有一個感覺，我們今天能夠出獄，可見抗日救亡的呼聲響遍全國。”

成功營救“七君子”后，中國社會各界，包括國民黨內愛國人士，開始集合在中國共產黨倡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旗幟下，投身到挽救民族危亡，抗擊日本侵略者的戰斗中，為民族的獨立解放做出貢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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